岳庆平：修史育人济世的史学教授

岳庆平:修史育人济世的史学教授

为传承师者风骨、汲取育人智慧,我们历史文化学院“青衿问道,笃学求真”实践队走进北京大学,对话北京大学历史学系岳庆平教授。岳先生从十年下乡知青到山师学子,从北大史学教师到博导官员,半生治学、从教、为政、经世,被称为“北大三杰”之一。在AI重塑人文、不少青年陷入内卷与迷茫的当下,我们走近兼具学术底蕴与现实视野的岳先生,听他以毕生经历谈历史思维、为师之道、政策研究、青年成长,为当代青年学子献上一份扎根大地、贯通古今的人生启示。

初见岳先生,待人谦和温和,谈吐间兼具史学研究者的厚重与从教者的温润。谈及多重头衔、行政经历对治学育人的滋养,他没有空谈道理和荣誉,而是落脚于这些经历带来的人生滋养。多年兼顾史学研究与政策研究,让他跳出单一视角,凝练出长时段、宽视野、深层次、跨学科的四层历史思维范式。

“历史思维不止用来做学问,更能研究政策和看懂人事世事。”岳先生坦言,历史思维支撑他为人处事和研究政策时,拥有长远战略眼光和大局意识,避免只看眼前和功利化、碎片化;回归书斋,又让自己的学术研究跳出纯考据和碎片化的局限,格外看重大势民心、经世致用,追求古今贯通、中西互鉴。

一、时代浪潮里的三次重要机遇:家学托底,苦读破局

岳先生的人生,遇到了三次重要机遇,他抓住了这三次重要机遇,带来了人生的三个关键节点:一是大学考入山师,二是研究生考入北大,三是研究生毕业后留在北大。

他能抓住这三次重要机遇,固然是自身努力的结果,也与家学浸润有关。他祖父与外祖父皆是清末秀才,家中藏书满屋,父亲常年执教,耕读传家,喜爱读书悟道是刻在他骨子里的传承。作为岳飞第29世孙,家风家教中的精忠报国和忠孝文化已经融入他的血脉之中。青年时期,他从青岛下乡插队整整十年,田间劳作之余随身带书,读书早已不是应试工具和功利追求,而是刻进日常的习惯,陶冶情操的方式。艰苦岁月磨平浮躁,也练就豁达心性,往后人生所有挫折,相较十年知青生活,都显得微不足道。

1978年恢复高考,成为他人生的第一次重要机遇,带来了第一个关键节点。彼时25岁的他在山大与山师之间反复权衡,最终选择山师:一是契合家族从教传统,二是山师办学底蕴扎实,三是考入把握更大,四是每月18元助学金,能减轻平民父母的负担。重回校园,他满心珍视这份迟来的求学机会,师长、同窗、教室、图书馆,一切都让他倍感珍贵。当年同班同学年龄跨度极大,最长者生于1944年,最小者生于1963年,大家朝夕相处,取长补短,彼此帮扶,同心共进。如今多数扎根基础教育,成为中小学校长、骨干教师,他们常年保持微信聊天,同窗聚会,志同道合,情谊绵长。

本科阶段,安作璋、刘祚昌、胡滨三位史学大家为他引路。安作璋先生是中国秦汉史研究大家,也是影响他一生的恩师。刘祚昌先生学贯中西、谈吐儒雅。胡滨先生讲授近代史跳出教材桎梏、观点耳目一新。其他老师讲课也各有优势,使他获益良多。

1982年报考北大研究生,成为他人生的第二次重要机遇,带来了第二个关键节点。他原计划报考安先生秦汉史硕士,恰逢当年安先生没有招生名额,安先生便举荐他报考北大。当年北大秦汉史硕士仅录取两人,一是北大历史系本科生冷鹏飞,二是岳先生,而岳先生得到了秦汉史考卷的最高分。全班30多人,80%来自北大历史系本科。报考北大前的秦汉史功底,主要源自安先生数年悉心教导。提起安先生,岳先生满是感恩感谢:“没有安先生,就没有我后来的一切。”

1985年研究生毕业后留在北大,成为他人生的第三次重要机遇,带来了第三个关键节点。他在读研究生期间,除了认真写好硕士论文,还在《中国史研究》《北京大学学报》《山东师范大学学报》《齐鲁学刊》《自修大学》《中学历史》等杂志上发表文章,这成为被选择留校的重要条件和相对优势。

他在北大读研究生的导师是著名史学家张传玺先生,他是张传玺先生招收的第一批研究生,也是张传玺先生所有研究生中唯一留校任教的。张传玺先生是翦伯赞先生招收的第一个研究生,也是翦伯赞先生所有研究生中唯一留校任教的。从北大师承的角度说,他是张传玺先生的嫡长子,也是翦伯赞先生的嫡长孙。他的学术道路和治学之道,深受翦伯赞先生和张传玺先生影响。

他留校后先后任助教、讲师,1990年破格任副教授,1995年任教授,1998年任博士生导师,完成了学术道路上的一次重要跨越。1997年受命担任北大政策研究室主任,负责北大主要领导讲话和北大重大政策、重要文稿起草等工作,也由此开启学术研究与政策研究双线并行的人生。

对比山师与北大两种治学风气,岳先生有着清晰的感悟:孔孟之乡孕育的山师,治学规范、求实严谨,校训“弘德明志、博学笃行”和校风“爱国爱校、为人师表、勤奋严谨、求实创新”与北大精神遥相呼应;而北大崇尚民主科学,思想自由,与山师稍有不同,初到北大之时他一度难以适应。但在山师本科打下的基本功,加上他尽心尽力,勤能补拙,他逐渐适应了北大民主自由、深厚多元的学术环境。山东文脉赋予了他独特的治学原则:宁可不写,“述而不作”,尽量不写无新意的文字。他强调追求“片面的深刻”,尽量避免“全面的肤浅”。行文恪守“有一分材料说一分话”,坚持论从史出,绝不空发议论。他身体力行 “板凳要坐十年冷,文章不写半句空”(韩儒林先生送给范文澜先生的对联,范文澜先生将其悬挂书房作为座右铭)。

二、为师数十载:文科育人有章法,师生相处重平等

谈及文史哲人才培养,岳先生直言人文学科与理工、经管学科培养逻辑有所不同,即便是史学内部,中国史、世界史、古代史、近现代史育人侧重也各有区分。数十年带学生,他总结出六条育人路径:强调修身克己和积德行善、精读专业经典、定期深入研讨、鼓励跨师门跨专业交流、多听高质量高水平讲座、以高度负责和开放包容的态度引导帮助学生选题。

在课堂教学上,他始终恪守三条准则:从不点名、从不拖堂、从不坐着。他认为从不点名是教师对学生的信任,从不拖堂是教师的对学生的爱护,从不坐着是教师对学生的尊敬。他问为什么中小学教师都站着讲课,而有的大学教师却坐着讲课?难道大学教师比中小学教师的身份更尊贵吗?显然这是说不通的。他深受老一辈学者言传身教,将“互敬互爱”作为师生相处底层逻辑。在他看来,师生之间人格、灵魂与生命完全平等。学生是校园的主体,教师理应为学生服务,学生遇到困难,他会全力帮扶。学术探讨无高低之分,学生可直接指出老师在史料引用、论证逻辑等各方面的疏漏,不必碍于身份一味附和。他很认同陈独秀的这句话:“宁欢迎有意识有信仰的反对,不欢迎无意识无信仰的随声附和”。

谈及当下现存问题,岳先生直击痛点:部分教师投入教学精力不足,授课敷衍;不少学生求学目标仅为混文凭,缺少学习动力和热情。社会上“读书无用论”再度抬头,高学历就业困境消磨青年读书积极性。他认为,理想的历史课堂,应当立足教材又不拘泥教材,兼顾史实严谨与现实关怀。教师应紧扣课程内容讲授,也可适度融会贯通,关键是把握好授课边界。提倡历史学科推行开卷考试,摒弃死记硬背,重在锻炼史料解读与思辨能力。对学生而言,读书悟道当铭记左宗棠“读破万卷,神交古人”、曾国藩“百战归来再读书”的教诲,反复品读经典、悟透道理,在持续体悟中精进认知、拓宽格局。因为读书是“初读不知书中意,再(多)读已是书中人”。读书的关键是悟道,而悟道是“初悟不知道中意,再(多)悟已是道中人”。吃透史学前沿,硕士阶段选题可适度大些,做到大题小做;博士阶段缩小研究切口,做到深耕细挖。同时,作为师范院校的青年学子应当明晰使命,在教书之外更要育人,要修身克己、积德行善、学为人师、行为世范。

三、直面时代困惑:理性看待内卷,拥抱AI不忘人文底色

人工智能飞速发展,不少人担忧人文专业被替代,岳先生给出清晰判断:AI是时代大势,而且发展迅猛,今后多数人将被AI控制,多数事将由AI解决。青年应当主动学习、合理利用,但人文精神永远无法被机器取代。人工智能依托大数据整合信息、精确计算,但缺少思想、智慧、觉悟、温度、共情、潜意识与生命体验。而史学学习最核心的“悟道”,是依托心灵、超越自我、悟透真相、继往开来,是程序无法复刻的精神体验和智慧升华。大学真正赋予青年学子的核心财富,从来不是知识点技巧面,而是科学读书、独立思考、理性思辨、体悟道理、清晰表达、知行合一的综合素质。

面对青年学子热议的“内卷”,岳先生看得通透:内卷的产生有现实根源,在学习和就业双重压力下,激烈竞争难以避免。个人无法改变大环境,但可以调整自身心态,而心态可以决定状态。人要拥有翻篇清零的能力,学会做减法和自净其意,通达通透之人自然不会困在内耗之中。青年学子既不要过度纠结过去,也不要过度忧虑未来,而是要学习奋斗在当下,快乐享受在当下。挫折和艰难是人生难以避免的,也是人生独特的修行。人生的价值和意义往往体现在攻坚克难中,而且办法和智慧总比挫折和艰难多,所以青年学子一定不要长期陷入“内卷”。

他以自身经历举例,大学时期作为山师万米长跑比赛的冠军,他参加了济南市大学生运动会的万米长跑比赛,遇到了一位强劲的对手,两人你追我赶,旗鼓相当,最终虽只拿到第二名,却跑出个人万米长跑比赛的最佳成绩。由此悟出一个道理:小成功靠朋友,大成功靠对手,尤其是靠强劲的对手。他分别送给两类青年学子两句寄语:送给领跑的青年学子——严于律己,谦虚谨慎,避免盛极而衰;送给始终跟跑、暂时未能赶超的青年学子——坚韧不拔,永不放弃,终会到达目标。

谈及教师与学生的关系,岳先生特别强调教师的融会贯通和通透通达。教师如想“使人昭昭”,必须自己“昭昭”。教师先要自身畅通,主要包括13个方面:水、食、血、身(经络)、心、灵、精、气、神、思想、情绪、知识、道德。自身畅通再与他人沟通,由亲近到疏远。学生属于亲近的,是经常沟通交流的对象,讲课、提问、讨论、写作业、写论文都需要良好的沟通交流。如果教师缺乏融会贯通和通透通达,与学生的各种沟通交流则不通畅,学生也不会清楚明白。如果自己“昏昏”,不可能“使人昭昭”。

岳先生认为教师与学生的关系类似父母与子女的关系,其中的道理逻辑是相联相通的。教师与学生要互敬互爱,父母与子女也要互敬互爱。他在北大分到住房后,马上把近80岁的父母从山东接到北大,与他和爱人、儿子一起生活。他父母比他岳父母大十五六岁,他父亲100岁去世,他母亲94岁去世后,他们仨又与他岳父母一起生活。他岳父100岁去世,他岳母96岁去世。他们仨一直陪伴4老30多年到终老,始终孝敬孝顺,任劳任怨。他认为:父母子女不论贫富贵贱,重在养育陪伴:父母养育子女长大,子女陪伴父母终老。然后才能做到“老吾老以及人之老,幼吾幼以及人之幼。”学生要像敬爱父母一样敬爱教师,教师要像敬爱子女一样敬爱学生。

谈及先天与后天的关系,岳先生认为先天差距客观存在,但人与人最终拉开距离的关键,在于后天四点:一是能否尽心尽力,二是能否抓住机遇,三是能否持之以恒,四是能否有大胸怀。

四、寄语母校与青年:守文脉,担使命

访谈尾声,岳先生为母校山东师范大学送上真挚祝愿:山师承孔孟文脉,以“弘德明志、博学笃行”为校训,以“爱国爱校、为人师表、勤奋严谨、求实创新”为校风。史学教育以培育历史思维、筑牢文化自信为核心使命。愿母校尊贤尚功,奋发有为,锦上添花,越办越好,桃李满天下,代代出栋梁。

面向青年学子,他留下长久共勉之言:“自强不息,厚德载物”“读万卷书,行万里路”“读破万卷,神交古人”“身无半文,心忧天下”。青年学子当修齐治平,内圣外王,以天下为己任,为万世开太平,扛起传承文明、关照现实的时代责任,以史学滋养内心,以实干奔赴前路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