“童心守护·共筑梦想”非洲公益探访之旅：看见，而后行动

关于非洲的想象,究竟是什么——是纪录片里,金光穿透合欢树的莽莽荒原?抑或刻板印象中,岁月长风吹不散的贫瘠与荒芜?

但对于几个中国青少年来说,真实的非洲,是基戈马红土地上孩子们奔跑的脚丫,是妇女中心里年轻母亲无声的叹息,也是跨越语言障碍后,一个紧紧的拥抱。为了真正走进这片土地,2026年暑假,“童心守护·共筑梦想”公益探访团正式启程。在为期数天的行程中,北京汇文中学国际部高一学生赵茁涵作为项目发起人,与成员王思齐、朱文靖、张伟恒等人,先后深入坦桑尼亚的达累斯萨拉姆、基戈马及冈比溪国家公园,实地走访了珍·古道尔研究会(JGI)、妇女帮助中心与儿童之家。

这群年轻的探访者不仅为当地儿童带去了教育支持与心理陪伴,更在真实的生态与文化碰撞中,重新理解了公益的意义——它不仅是单向的帮助,更是一次平等的倾听与双向的奔赴。

连接从倾听开始

8月3日白天,探访团的第一站,是前往珍·古道尔研究会(JGI)坦桑尼亚办公室。这是一场深度的交流访谈,也是整趟公益之旅的起点。

面对远道而来的中国青少年,JGI坦桑尼亚成员James的话语直击痛点:“长期以来,青年群体面临一个极易被忽视的核心困境:他们的声音、想法和诉求,始终难以被社会听见、被重视。”他告诉孩子们,很多外部机构在制定生态政策时,并未真正深入了解当地的真实需求。“真正有效的生态保护,必须充分调动本土社区力量、倾听民众诉求,帮助居民打造可持续的替代增收产业。最了解生态难题、最懂落地解决方案的永远是当地民众,因此我们必须充分吸纳他们的经验与想法。”这段话,像一把钥匙,为这趟旅程定下了一个基调:公益不是居高临下的拯救,而是平等的倾听。

在交流的最后,JGI坦桑尼亚办公室负责人Freddy给中国青少年留下了一段极具分量的寄语:“正如珍·古道尔反复强调的:‘我们正在掠夺后代的未来’。过去我们一直在这样做,但现在,是时候停下了。携手并肩,我们就能够做出改变。”带着这份沉甸甸的寄语,第二天清晨,探访团飞往了坦桑尼亚最偏远的地区之一——基戈马(Kigoma)。而基戈马,正是珍·古道尔研究会扎根最深、也最需要外部倾听的基层一线。

紧紧牵着的手

真实的重量,是在8月4日抵达基戈马时落下的。

走出机舱,第一印象就是红土——一大片一大片的红土。大部分是没有硬化的土路,道路两旁是低矮的平房。孩子们光着脚在地上跑,有的地方连接两岸的,仅仅是一座看起来摇摇欲坠的木桥。

强烈的折叠感冲击着这些年轻的探访者。王思齐敏锐地观察到:“真实的非洲是割裂的,贫富差距极大。这样的差距带来了教育资源的巨大差异,而这很有可能会进一步加剧各个地区的分化。”

当天下午,他们来到了Sanganigwa儿童之家。这里收留着许多孤儿和被遗弃儿童。自1998年由珍・古道尔研究会(JGI)接管以来,这里为孩子们提供医疗、食物和教育,是他们在风雨中的避风港。当儿童之家的孩子们唱起歌的那一瞬间,赤道的夕阳正好打在他们身上。王思齐回忆起那个画面,依然觉得震撼:“每个孩子身上都是发着光的。我惊叹这个民族的音乐天赋,更被如此纯粹的歌声打动。”

在那里,探访团和孩子们一起玩“数字抱团”的游戏。虽然语言不通,但身体的靠近消解了所有的陌生。无论裁判喊的是什么数字,一个小女孩都紧紧地拉着赵茁涵的手,一刻也没有松开。另一个找不到队伍的小男孩,则穿越了大半个圆圈,直直跑过来牵住了朱文靖的手,哪怕最后被淘汰了,两人也相视笑得很开心。张伟恒坐在地上,孩子们一个接一个跑过来,纷纷扑向他的怀抱。

但相聚总有尽头。活动结束,大家回到车上准备离开。这时,一个小女孩跑到了车门边,仰起头,用斯瓦希里语对文婧说了一句话。朱文靖听不懂,只能跟着她重复了几遍发音。随行的工作人员走过来,轻声翻译道:“她在问,你们还会再来吗?”这个女孩是这里最小的一批孩子之一,也是最亲人的孩子。朱文靖愣住了。她不知道该如何回应这个沉甸甸的问题,只好蹲下身,紧紧牵着女孩的手,给了她一个拥抱。“小孩子似乎总是这样,对世界、对他人有许多的好奇,也会期待一次相遇能够延续下去。”朱文靖说,“我无法确信我们是否还会再次相遇,但我不会忘记她。”

凝视苦难的褶皱

8月5日上午,探访团走进了基戈马的Future Generation Care Centre(妇女帮扶中心)。这里的见闻,像一根针,深深扎进了几个青少年的心里。

在坦桑尼亚,意外怀孕往往意味着一个年轻女孩命运的急转直下。她们不得不中断学业,转而承担起照顾孩子的责任。更残酷的是,她们常常会被家庭抛弃,无家可归。这家机构接收的,正是这些走投无路的年轻母亲。主管Ms. Happiness在讲述这些女孩的遭遇时,阳光正好从窗户洒进来。张伟恒注意到,Ms. Happiness一直在用力地眨着眼睛,眼底蓄满了泪水。

这让探访团想起了第一天在达市访谈时,JGI负责人说过的那段话:“珍·古道尔早已洞悉这一点,因此专门设立了女性奖学金与帮扶项目。她深刻明白,若无法通过教育赋能女性、帮助女性实现经济独立,就无从谈起真正的生态保护。”

赵茁涵注意到了更刺痛人心的细节。在烘焙坊里,有一些单间是专门用来收留被家里赶出来的妇女的。这些单间,只有一两间刷了油漆,剩下的完全是毛坯状态,透着红土的颜色。即便是刷了漆的房间,里面也没有任何家具和床垫,只有几块布——那可能就是她们的床单和全部的换洗衣服。

这种对女性生存处境的观察,在随后探访马赛部落时,变得更加深刻。在那个商业化的部落里,赵茁涵经历了一场观念的冲击。刚进门时,一个和她年纪相仿的当地女孩对她说了一句:“Thank you.”起初,赵茁涵以为女孩是在感谢游客。但随着参观的深入,她发现了不对劲。

那个低矮到连腰都直不起来的茅草屋里,一张小床就是三个人的家。在选购手工制品时,全程都是男性在用熟练的英语进行推销:“你买这些东西都是在帮助当地女性。”而那些真正制作了手工艺品的女性,全程沉默。她们完全不会说英语,收钱也只是走个过场,钱款最终落入男性手中。赵茁涵突然明白了进门时那个女孩说的那句“Thank you”。“她可能不是想感谢我们。‘Thank you’是她作为女性,在收钱时唯一能接触到,学到的英语。她只是在用这仅有的词汇,尝试和外界进行一点点社交。”赵茁涵讲这段话时,感到一种深深的无力。她意识到,哪怕这些女孩拥有了知识或技能,最终也只能回归当地社区,承受那种“已知外界广阔,却无力走出去”的绝望。

冈比溪的蔚蓝眼睛

带着对人类处境的沉重思考,探访团选择在当天下午乘船前往冈比溪国家公园(Gombe Stream National Park)——那里或许有另一种答案,来自自然与时间本身。

1960年,年仅26岁的珍·古道尔一头扎进这片未知,用六十余年的光阴,证实了黑猩猩能够制造工具、拥有复杂情感的能力。 这片热带雨林,见证了人类认知边界的拓宽。

在冈比,他们短暂地离开了网络和城市的喧嚣。白天,他们在湖里向着夕阳的方向游泳;夜晚,他们躺在沙滩上看浩瀚的银河,幸运地捕捉到了几颗流星。带领他们重走珍博士之路的,是Anthony Collins博士。作为冈比溪研究中心狒狒研究项目主任,Collins博士在这里深耕已逾半个世纪。

爬山追踪狒狒的路非常难走。王思齐在累得气喘吁吁时,随手捡了一根弯曲的木棍当登山杖。当地的向导看到了,没说什么。五分钟后,向导递过来一根笔直的、粗细正合适的木棍,上面的刺和扎手的地方已经被细心地折断、磨平。这个微小的举动,让她感动了很久。

在Collins博士的带领下,他们参观了骨头博物馆。那是一个很小的空间,每个柜子里,每一具黑猩猩或狒狒的骸骨、每一片树叶标本,都被极其整齐、完好地保存着。虽然标本已经泛黄,但博士能清楚地记得每一只狒狒的名字和位置。

在这里,没有稳定的热水,没有网络,有各种各样的虫子,每天要在危险的山路上跋涉。王思齐看着Collins博士,心中升起深深的敬意:“我无法想象长期待在这里的艰辛。但在他滔滔不绝的故事里,在他那双一直亮晶晶的蔚蓝色眼睛里,我能看到他对这份事业绝对的爱。如果可以一辈子只做一件事,那也一定会很幸福吧。”

在会议室里,夕阳映在湖面上,也映在Collins博士的眼睛里。他对孩子们说起同一句话:“珍之前总是跟我们说,你们要一直做下去,我死后会在天上看着你们的。所以我相信她一直在,说不定她现在就在看着我们呢。”说完,博士总是会笑一下。那笑容里,有继续做下去的笃定,也有对故人的怀念。

倾听与奔赴

探访的终局,往往是思考的开端。

回望国内校园的日常,再对比眼前非洲的教育现实,四个孩子陷入了深思。在国内,空调不够凉可能会成为抱怨的理由;在非洲的许多地方,孩子们面临的是“有学上”和“没学上”的生存问题。赵茁涵观察到,当地学校甚至没有电灯,师资严重紧缺。而在妇女中心的幼儿园,孩子们用的文具和书本都是旧的,但他们依然极其认真地在上面练习拼写。

朱文靖从当地的语言中找到了另一种答案。在斯瓦希里语中,对时间的定义只有两种:sasa(现在)和zamani(过去)。“未来”在他们的语境中似乎并不那么重要。“国内的校园有时像一个精致的盒子,我们在里面遵循既定标准生活,每天想着未来,却忘了当下。而这里的孩子,他们拥有的资源极其有限,但他们更容易为眼前拥有的东西感到快乐。”朱文靖说,“我第一次具体地意识到,‘有限’并不意味着‘没有意义’。”

最大的思想蜕变,发生在这个年轻的团队对“公益”二字的重新理解上。第一天在达市JGI办公室听到的那句“倾听民众诉求”,在经历了这几天的见闻后,终于从一句口号变成了刻骨铭心的认知。

“真正的帮助,是看见、倾听、落地、持续跟进。”谈起本次探访的初衷与收获,项目发起人赵茁涵坦言,“真正的公益从来不是居高临下的怜悯,也不是自我感动的成全。看见,而后行动——看见是起点,行动是回应,中间隔着的不是距离,是责任。这场远行让我懂得,最好的公益,是奔赴他人所需,而非成全自我所想。”回国后,赵茁涵正与当地机构保持密切沟通,试图将收集到的真实需求转化为长期、落地的帮扶力量,发动更多人参与其中。

“问题既已被看见,它终将被慢慢解决。”王思齐最后说,“当一个人破茧觉醒,善良共情和爱会带来勇气和决心,勇气和决心会带来行动,行动会带来希望。”

那个留在儿童之家车门边的叩问,依然在风中回荡。

“你们还会再来吗?”

这一次,他们有了答案。

会的。不仅是人的重返,更是长久、能够落地的力量。(撰稿:赵茁涵)